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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僧孺只要肯努力为之就可人定胜天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2:29:50 阅读: 来源:蜗轮厂家

牛僧孺:只要肯努力为之,就可人定胜天

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解读晚唐名相牛僧孺,只要肯努力为之,就可人定胜天,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。

牛僧孺是晚唐时期的名相,一生大半时光都奉献在朝政当中。今天就来看看牛僧孺为人处事的思想还有主张吧!一般认为,牛僧孺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信徒,他本人也时常以儒家自居,史料更是记载他“不喜释老(即释迦牟尼和老子,在此代指佛教和道教),唯宗儒教”。在此基础上,牛僧孺也受到了当时的革新派思潮影响,因而在他的政治主张中还有改革图新的成分。牛僧孺认为,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,因而无论是天子治国,还是人臣为政,都应该积极面对,全力以赴,不应该消极懈怠,犹豫观望。唯有如此,国家才能长治久安,天子和大臣才能各行其道。简单来说,牛僧孺相信人定胜天,只要肯努力为之,并且顺应基本的规律,即使是国家命运和历史趋势同样可以改变。

细细究来,牛僧孺的思想基本继承了荀子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理论,属于唯物天道观的哲学范畴。不过,牛僧孺并没有将“人道”和天道”纯粹地对立起来,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。他指出,“天道”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,人一旦弄清并利用这种规律,就能够无往而不利。因此,牛僧孺虽然提出了人定胜天,但是又说明人必须遵循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,也就是所谓的“人道”。当时的著名学者柳宗元非常推崇牛僧孺的学说,并且号召大家进行学习,足以证明牛僧孺在当时的哲学界亦占有一席之地。

唐中期之后,各类宗教开始盛行,“因果报应”学说被民众普遍接受。而牛僧孺作为当时社会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,对这种学说予以了辩证的解读,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也可谓一个重要的创举。他据孔子“以直报怨,以德报德”学说为依据,表明人不能不辨是非地滥用善心,更不能对什么人都心存善念。比如面对一个十足的恶人,最好的方法是让他得到惩罚和限制,甚至是将其处死。如果对他一味仁惹,非但无济于他的向善,还会助长他的邪恶,同时也会为自己招致更大的灾祸,所谓“对敌仁慈就是对己残酷”。牛僧孺的这一学说,在愚民政策风行的古代社会,无疑是一股逆流,同时也是一湿清泉,为当时社会的人们学会独立思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。

与此同时,牛僧孺还是一个无神论者,这同样继承自儒学大家荀子的学说。由于古代社会科学相对落后,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被人类理解,因而一些别有用心者便将这些现象伪造成天意神迹,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对此,牛僧孺在《象化化》一文中指出,人类的活动受自然的影响和限制,而并非受神的影响和限制。比如古代社会的人们相信龙能化雨,因而一且遇到大早年头,就会杀牛宰羊祭祀龙王,希望上天能够降下雨露。牛僧孺据基本的农学知识表明,每年之中降水都是有其固定规律的,什么时候降雨,降下多少雨,总归不会相差太多。与此同时,这种相差的时间和雨量也有规律可循,即每甲子年内,其变化规律是基本不变的。

接下来是关于人性的论述,牛僧孺的观点更加具有先进意义。众所周知,人性是人类社会活动之根本,因而自古就是哲学家研究的核心内容,而孟子的“性善论”和荀子的“性恶论”基本各占了人性理论的半壁江山。牛僧孺结合二者的理论认为,入性根本无所谓善与恶而是与利益存在着必然联系。简单来说,如果不涉及自身利益,每个人都可以保持善良之心,而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,则多半会被邪恶之心蒙蔽。比如弟弟遭到外人欺负,哥哥当然会挺身而出,但是一旦哥哥与弟弟之间发生利益冲突,自相残杀的激烈程度往往会超过与外人相斗。牛僧孺据此提出,凡事都要遵循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,尤其是统治者推行各类政策。

再者就是牛僧孺的历史观,简单来说可以总结为六个字,即“重人事,轻天道”。牛僧孺认为,无论是朝代的兴衰,还是政权的更选,最主要的因素都取决于人,因而他在《讼忠》一文中写道:“支坏非天也,兴衰由人也。”如果主明臣贤,天下之人都会亲近朝廷,那么国家的兴盛繁荣就指日可待了;而如果主昏臣庸,天下之人就会疏远朝廷,那么国家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。因此,如果君主想要国家昌盛,必须遵循“亲亲贤臣,远小人”的基本规律,以便取得最广泛的民意支持。为了帮助统治者辨别良莠,牛僧孺还引经据典,列举了诸多贤臣与小人的特点,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。

在此基础上,牛僧孺还总结了“礼法法兼用”的政治策略。所谓“礼”,简单来说就是道德與论,牛僧孺主张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道德模范,同时加强道德教化,让每个人都能够生出荣辱观。应该说,道德对民众的约束在古代社会是重中之重,很多无良之徒根本不惧国家法律,却在道德面前规规矩矩。然而,正因为如此,才让那些无视道德之徒钻了空子,既然道德对他们失去了约束力,法律对他们便根本构不成震慑。对此,牛僧孺在加强道德教化的同时,又进一步加强法律要求,如此就让那些无视道德之徒心生忌惮,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社会的繁荣安定。

牛僧孺认为,使国家走上繁荣安定只有一条道路,那就是让民众尽可能地富足起来。道理很简单,国家政权到底要依靠收取税赋的方法保持生存,国家能够收到的赋税越多,经济实力就会越强大,政治影响也就越广泛。而多收赋税的方法大致有两种,一种就是增加征收的比重,比如之前每入收取十分之一,现在每人收取十分之十;还有一种增收方法是提高民众收入,比如之前每人手中有十块钱,按照十分之一的比重收税可以得到一块钱。此时民众手中有了一百块钱,那么再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收税,就可以得到十块钱。相比之下,前者的做法虽然省时省力,却是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的做法,注定无法长久。而后者的做法虽然费时费力,却是高屋建瓴,藏富于民,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。

在外交方面,牛僧孺主张以盟约的方式避免战端,因而强调以诚信待人,并且提出了“以信求诚”的总方略。牛僧僧孺指出,自古以来的所有战乱爆发,最根本原因都是彼此不能建立互信关系,尤其是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争端。通常来讲,边疆少数民族虽然荒蛮未化,在诚信方面却普遍比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原王朝做得好,因而中原王朝只要加强诚信建设,同时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,自然能够避免边祸。应该说,牛僧孺的这种外交理论拥有强大的儒家理论的支持,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当时唐王朝的外交困境。但是说到彻底解决边患问题,在唐王朝已经屡次失信于人的情况下是否合理,恐怕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。

最后是军事方面,牛僧孺提出了“重义轻战”的主张,即凡事都应尽量寻求政治层面的解决,而不是过分倚重战争手段。在政治学领域,有这样一条世人皆知的名言一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。也就是说,只有到了政治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,才能考虑使用战争手段,当然准备战争的弓弦要时刻紧绷。要要知道,但凡发生战事,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必然受到严重影响,且最终的胜负无人能够预料。可惜的是,牛僧孺的军事主张应对外族有余,处理内务却显得不足。原因很筒单,当时唐王朝最大的问题是藩镇割据据,而藩镇割据的现象之所以出现,就说明藩镇已经失信于中央政府,中央政府基本无法使用政治解决问题,牛僧孺的军事主张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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